試析走向“類”經驗的處置與表達—論當代“女性詩歌”寫作的內在

試析走向“類”經驗的處置與表達—論當代“女性詩歌”寫作的內在

　　論文關鍵詞:女性詩歌　個體經驗　文化批判　“類”經驗

　　論文摘要:在當代，我們很少能看到具備思想的高度與力度、具備文化的包容性與深廣的經驗厚度的“女性詩歌”文本。當代女性詩歌常常在一種情緒化的激憤中，一方面將個體經驗推入本質化、實體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將女性的“精神視角”轉換為文化批判。“女性詩歌”的寫作因此陷于對本質化、實體化的個體經驗的執迷與超越個體經驗的文化批判的悖論之中。走向一種“類”經驗的處置與表達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這包括兩方面的任務:首先是以“類”的經驗改造“女性詩歌”的寫作經驗的構成與寫作生態，提升其品質;其次是以“類”經驗承載文化批判的責任。

　　從作為寫作資源的詩歌經驗的構成上講，在我們看來，當代，至少是“新生代”以來的“女性詩歌”寫作一直處于一種悖論結構中:一方面是充滿痛苦地、悲壯地沉沒于個體性的女性性別經驗的深淵之中，在寫作中則表現為對于這種經驗本身的或許是過度的執迷、夸張與倚重:

　　作為人類的一半，女性從誕生起就面對著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對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帶著自己的情緒與知覺，……每個女人都面對自己的深淵—不斷泯滅和不斷認可的私心痛楚與經驗—并非每一個人都能抗拒這均衡的磨難直到毀滅。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時帶領我們進入全新的、一個有著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屬于女性的世界。(翟永明《女人》組詩之序言《黑夜的意識》)

　　而另一方面，當試圖將這種個體性的性別經驗升格為“女性視角”、“女性精神性別立場”的時候，就無可避免地將之推向社會體制與意識形態的視境。因為女性個體的性別經驗，甚至于這種個體的性別身份本身都是社會中給定的文化構成物，這樣，“女性詩歌”的寫作在對于個體的黑色深淵的絕望與迷醉中又以一種拒斥與抗爭的姿態狂亂地指向了后者。這一點并不僅僅是作為一種觀念懸浮于詩歌的上空，或者僅只是詩歌寫作的外在的意義指向，而是作為一種張力、一種撕裂的傷痕貫穿于“女性詩歌”內部。詩意的激情并沒有將這種悖論化解與泯合，反而將它們推人更加尖銳化的對立之中。我們常見的情形是在一種情緒化的激憤中，一方面將個體經驗推人本質化、實體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將“精神視角”轉換為文化批判。這一狀況以不同的形式或隱或顯地大面積侵擾著“女性詩歌”的寫作，并且決定了“女性詩歌”的基本品質。在當代的“女性詩歌”中，我們很少能看到具備思想的高度與力度、具備文化的包容性與深廣的經驗厚度的“女性詩歌”文本，詩歌本身于是常常處于一種以個體經驗承載文化批判的棲惶不安、孤立無助與疲憊乏力的狀態之中，而學理和邏輯上的矛盾與悖謬倒還在其次。從社會體制與意識形態的角度進行文化分析與文化批判，所需要探討的恰恰是個體意識與性別身份本身是如何被構建起來的，個體經驗是如何生成的，所需要避免的恰恰是將個體單子當作實體而不是文化構成物的幻覺與對這種個體經驗的本質主義立場。

西爾維奧·方迪在《微精神分析學》中指出，我們身上很少、甚至幾乎沒有什么東西源于我們自身。從文化分析的角度來看，女性的性別身份與個體經驗首先是文化的產物，是文化規定之下的“生理”的與“自然”的差異性;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個體與個體性經驗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們首先是被拋入體制的被構成者。其次才是作為“主體”的構成者。因此在作為體制與意識形態的權力的犧牲品這一點上，男性和女性面臨的問題是共同的，作為事實上的性別權力的優勢擁有的一方，男權固然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作為體制本身建構的參與者或者說參與的一方，女性自身也未始不需要一種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的維度—這一點在個體性經驗的情緒化表達中常常被遮蔽了，或者至少看起來似乎是不“人道”的:“她/我都這樣了，還要被批判或自我批判嗎?”實際上“人道主義”所指向的與倫理學意義上的“個體一主體”在這里正是將人們思考引人歧途的地方:“主體”之所以是“主體”，就在于它不僅僅是它自身，它同時還是它所不是的東西，它同時是客體與中介，主體與他者在“類”的共在中處于一種相互構成、互為中介的狀態。恰恰是將個體囚禁在純粹的意識和觀念中的個體自足的幻覺，是體制和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基礎，或者就是體制與意識形態的作用本身，而“個體一主體”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正是在共在的“類”經驗中對于規定著詩歌經驗的形態起源與質地構成的個體性的意識與觀念死結的破除與走出。

因此，“類”的經驗并不是簡單地退回到宏大粗放的無個性的時代與集體的傳聲筒的“大我”階段上去，也不是要做女性群體的簡單的代言者。同樣，它也不是個體經驗在情緒的催化作用下的同質放大，就如同前面翟永明引文中的“我們”所指示的那樣。“類”的經驗強調在“類”存在狀況中經驗的體制性的、文化的構成、男性與女性經驗的相互錯綜、相互構成的經驗本身的“主體間”的包容性與復雜性，以及經驗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的維度。對于這種“類”的經驗需要作如下的說明:(1)恰恰是泊沒在個體性中不能自拔時，將女性經驗僅僅減縮為一種純粹的意識甚或一個概念、拘囚在某種體制性知識的牢籠中并且復制與再生產了這種知識。伊蕾在《被圍困者》組詩中的名為“主體意識”的一節中寫到的“我被圍困/就要瘋狂地死去”，完整地表達了一種阿爾都塞式的意識形態機制以及對其令人“瘋狂”的作用與后果的體驗(但也僅僅停留在體驗之中而不能通過一種反思的維度將其上升到思想的層面)。“個體”或“主體”正是意識形態“召喚”人們去成為的體制身份之所是，成為“個體”或“主體”也就意味著“臣服”于、處身于意識形態與體制機器的圍困之中。因此實際上是體制與意識形態經驗構成了“個體一主體”而不是相反，所以當女性寫作僅僅拘執于“個體性”時，女性性別經驗本身便被裝進了阻隔與消除其解構性危險的純粹意識與概念的玻璃瓶子里，并成為體制與意識形態的自我論證的個體化范例。(2)“類”經驗相對于個體性經驗就不僅僅是種量的鋪張與擴大，而是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經驗構成機制與經驗來源。“類”經驗取消了“個體主體”的經驗載體與經驗生產方面的特權或幻覺，而轉向一種“主體間”的經驗場，這也等于是說，將關注與考察的中心由“個體一主體”轉向經驗與經驗生產機制本身。從而，“類”經驗引起的單復數變化不應該是將“我”放大為“我們”，而是“經驗”本身需要永遠變成復數形態的名詞。“經驗”的復數形態的表述同樣也不意味著一種量的變動而是“經驗”質性本身的一種深刻改變。主體間性本身便意味著對“個體一主體”自足的幻覺的祛除和對于“個體一主體”的意識形態批判，相應地，一種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的維度也就內在地包含到了“類”經驗的本質之中。(3)“類”的經驗本身并不意味著對于性別權力本身的復雜微妙的構成與表現方式的忽略，相反，只有將這種權力關系置于“類”存在的體制與意識形態生產的大的視闌中來考察，才能對于問題的嚴重性與復雜性作出充分的估計，對于詩歌寫作來說，才能對性別經驗本身的構成作出恰當的處置與表達。由此也就引起了對于建立在女性性別經驗基礎之上的“女性詩歌”的概念的整體更新:我們不能以一種本質主義的、實證的眼光去孜孜不倦地考求“女性詩歌”的存在與否以及什么是“女性詩歌”—從這樣的路徑出發，不管得出什么結論，不管找到多少“例證”，都將成為毫無思維的拓展與深化意義的獨斷論。既然我已經將性別身份與性別經驗本身看作是一種文化的構成物，那么也就必須從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的范式的意義上來理解這個概念，避免將其本質化、實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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