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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我國第四增長極的戰略定位與思考
一、引言
從極化空間的概念伸展出來的增長極的理論最初是由法國經濟學家弗郎索瓦·佩魯提出來的。他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然后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稱之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技術進步和創新，而創新總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業。這種特殊的企業就是領頭產業。這種領頭產業，一般來說增長速度高于其它產業的增長速度，也高于工業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同時也是主要的創新源。這種產業是最富有活力的，佩魯稱之為活動單元(ActiveUnit)。佩魯指出，“增長極理論與含有活動單元的經濟空間理論是一致的，因為活動單元可以創造自己的決策和操作空間，建立具有推進效應的中心，并推動整個經濟多維的發展。”這種產業增加其產出(或購買性服務)時，能夠帶動其它產業的產出(或投入)的增長，也就是說，這種產業對其它產業具有很強的連鎖效應和推動效應，稱之為推進型產業。
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經歷了均衡(20世紀50-70年代)—非均衡(20世紀80年代)—非均衡協調(20世紀90年代)的動態發展過程。典型的發展中大國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這一國情和區情，決定了我們應該采用以增長極理論為基礎的非均衡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區域“增長極”理論是一種非均衡發展理論，是采用動態非均衡方法來研究區域經濟發展。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初始均衡—差異擴大—相對均衡，即從初始均衡到差異擴大再到相對均衡的發展過程。“增長極”理論指出，一個國家或地區要實現平衡發展是不可能的，經濟增長通常首先出現在增長點或增長極上，然后隨著增長極規模的不斷擴大，從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在中國當前的區域經濟板塊中，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三城市群和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京津冀環渤海灣城市群，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增長極。
二、增長極形成基礎與發展路徑
區域經濟中的增長極是指具有推動性的主導產業和創新行業及其關聯產業在地理空間商集聚而形成的經濟中心。增長極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在產業發展方面，增長極通過與周圍地區的經濟技術聯系而成為區域發展的組織核心;在空間上，增長極通過與周圍地區的空間關系而成為支配經濟活動分布與組合的重心;在物質形態上，增長極就是區域中的中心城市。增長極通過支配效應、乘數效應、極化與擴散效應而對區域經濟活動產生組織作用。具體而言，經濟增長極形成的基礎應該由硬環境基礎和軟環境基礎組成。其中硬環境基礎包括要素資源、基礎設施(包括交通)等，軟環境基礎(即制度基礎)包括政策、文化、觀念、人才、科學技術等。制度經濟學家們認為，制度是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制度制約著經濟績效。同時增長極的形成基礎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密切相關。
1、增長極的形成基礎。
(1)區域內擁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群體和企業家群體。
富于創新的經濟元素在經濟空間中處于支配地位，而其他經濟元素則處于受支配的地位。處于支配地位的經濟元素具有“推動”效應，它自身的增長和創新會誘導、推動其他經濟元素的增長。如果該經濟元素能在特定的地理空間內集聚發展即可形成增長極。由于某些創新能力強的大企業在核心地區或大城市的集聚，導致資本和技術的高度集中，形成規模經濟，通過自身迅速增長對臨近地區產生強大擴散作用，從而帶動相鄰地區的共同發展。所以培養增長極的關鍵在于技術創新，創新是產生極化效應的原動力，它不僅使單個企業獲得生產效率的提高，而且對當地及周邊地區產生重要影響。
(2)具有規模經濟效益和適宜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
除了創新能力及其主體外，發育成為增長極的地區還需有相當規模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存量，從而形成規模效益，提高經濟效率。良好的投資和生產環境，巨大的勞動力就業市場，良好的環境資源和國土綜合利用產出效率及其價值提升空間，能量巨大的內需型消費市場，內生型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都有助于快速聚集資本、人才和技術，加上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能夠使區域經濟快速成長為增長極。
(3)擁有大規模推進型工業部門。
工業經濟的發展和成長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一個極點。要把區域增長極的建立與推進型產業相聯系。所謂推進型產業一般是同主導產業緊密配合的新興產業，在區域內會對周邊地區產生較強的輻射能力，產業體系較為完善和發達，具備很強的技術創新能力，它們的發展往往能對當地經濟產生較大的產業關聯效應，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增長極培育內涵中，推動型產業是區域發展的領頭產業或帶頭產業，自然也是主導產業，它在區域經濟運作中起著支配作用。各地區通過扶持帶動性強的關鍵產業，培育和支持支撐力強的骨干龍頭企業，通過抓好大支柱、大產業、大投資、大基地，促進地區工業經濟發展，通過工業經濟發展以工哺農，做到城鄉統籌，才能打造增長極。
(4)綜合交通設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配套設施。
具有基礎設施優勢(高速公路、現代化機場、海港、政策)的地區更容易吸引各類投資者進入，更容易形成資源聚集繼而發展成為增長極。
(5)城市群建設及城市化進程的巨大輻射力和擴張能力、吸附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論文格式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超大或特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以及高度發達的信息網絡，發生與發展著城市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2、增長極的選擇原則。
布德維爾把增長極同極化空間、城鎮聯系起來，使增長極有了確定的地理位置，即增長極的“極”,位于城鎮或其附近的中心區域。但這種增長極不一定選擇在傳統要素的產地，而是在較不發達的低層次的發展軸線上，這樣既可以使增長極有充分的發展余地，又能使一定區域獲得增長極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增長極的定位和選擇不能僅僅依賴現有的資源如勞動力、自然資源、資本等物質稟賦的投入，更不能單純依靠國家產業政策干預，而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生產力發展的更高階段更注重競爭優勢。依靠外力(外地資本和本地自然資源稟賦等)和內力(知識和技術的創新能力等)的雙重作用發展區域經濟，培育兼顧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的新型經濟增長極。
目前我國的增長極，如京津唐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形成的主要途徑是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引導企業和行業在某些大城市和發達地區聚集發展而自動產生的。這種增長極的發展途徑特別注重經濟空間與地理空間的結合。它既克服了自發的增長極的缺陷，又具備國家干預的“誘發的增長極”的優點。具體而言就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通過政策引導選擇較為先進的地區作為增長極，實行重點推進并帶動其他落后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這種增長極的發展要經歷經濟中心地和經濟腹地建設兩個大的階段。
成熟的增長極至少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以下兩個方面的積極影響：一是極化中心本身的經濟增長，通過規模經濟和生產協作、生產聯合、城市建設、資源合理利用等外部經濟的節省來實現經濟的集聚效果;二是極化中心對周圍地區(又稱為經濟腹地：一個與經濟中心即經濟增長極或中心城市相對應的概念，是形成較為合理的城市群體系的依托，其內涵是經濟中心(經濟增長極)的吸收和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其經濟發展的地域范圍)的影響，通過區域內的乘數作用和區際乘數作用來實現增長極的擴散效應。
3、培育增長極應注意的問題。
在選擇和培育增長極時要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要避免增長極的“飛地性質”(與周圍環境缺乏有機的緊密的聯系)，保障區域中的推進型產業地方化。在實踐中表現為地理空間上的二元經濟，甚至形成獨立周邊地區的“飛地”(或“孤島”)，導致增長極本身呈現出負效應;布代維爾的分析提出了區域經濟增長怎樣才能出現的條件，也就是，如果在極化區域的節點或城市中心所配置的是推進型產業，而且這些產業所誘導的增長又包含在區域腹地之中，那么區域經濟就可以通過推進型產業的擴張而增長。
第二，增長極規劃和選擇要避免過多的政策干預，傳統的“自上而下”建立增長極和增長中心的政策受到很多學者的責難和反思，他們反對單純依靠外力(例如外地資本和本地自然資源稟賦)的道路，主張依靠內力(例如知識和技術的創新能力)發展區域經濟的戰略。他們對經濟增長極理論和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沉寂和影響力下降進行反思，并把其失敗原因歸結為：一是增長極的“飛地性質”(與周圍環境缺乏有機的緊密的聯系);二是增長極規劃和抉擇的政治性質和計劃性質，造成極化區域和計劃區域的非兼容性和非協調性;三是增長極的定位帶有盲目性(增長極位置的選擇都是建立在城市人口增長計劃或全國部門計劃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自身發展潛力或周圍偏遠地區需求的基礎之上);四是增長極理論和政策過于簡單化和理想化;五是單純的增長極過分依賴外部力量反而使區域差異加劇，以至于增長極政策被說成是“兩極分化的發展戰略”.
第三，增長極的定位要建立在區域自身發展潛力或地區需求的基礎之上。不同的地區間發展水平，所導致的增長極的戰略效果也不盡相同。因此，在培育增長極的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在區域內建立相關的經濟關系和空間聯系。在這一點上，中西部地區不能完全借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培育增長極的成功經驗。針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實際，增長極的的選定與構建，還需要政府的扶持與引導。
第四，應該對“極”進行“極化”過程的培育，對極給予資金、技術、政策、人力上的扶持，極化完成后，再通過極、點擴散帶動其他區域的發展。
當地政府可自上而下建立誘導性增長極，成立專門的區域開發機構，大力建設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建立起推進型產業;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建立高新技術園區等構建新的增長極。
三、第四增長極潛在地區競爭力分析
隨著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國家戰略的實施，以成都、重慶為核心的成渝經濟區;以武漢、長株潭、南昌為支點的中三角區域;以鄭州、太原、西安為支點的大中原經濟區;以沈陽、大連為核心的沈大經濟帶，有機會成為中國第四極。要想成為中國第四極，除了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還需要依靠市場資源配置以確立自己的優勢。從這個角度上看，四大區域中，成渝經濟區和中三角區域的經濟總量占據強勢地位，最有希望角逐中國第四極。2011年四大經濟區中心城市的GDP分別為：沈陽和大連GDP總和為12065億元;成都和重慶為16865.6億元;中三角的武漢、長沙和南昌為14766.1億元;中原經濟區的鄭州和洛陽總和為7635.7億元。重慶成為了中西部地區第一個上萬億的城市，成都和武漢的GDP在2011年分別達到6854.6億元、6536.8億元，位列全國中心第十一位和第十四位。同時，包括長沙在內的兩大區域核心城市，GDP增速都排在全國的前列，已經成為擠進全國城市前十名的主要候補對象。
1、雙重的國家戰略支撐是區域發展的引擎。
目前國家為了支持各大區域通發展，先后推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戰略。有部分區域甚至配置了雙重的國家戰略，也就意味著這些區域能夠獲得更多的國家政策、資金等各方面的支持，容易得到更好的發展機會。目前這四大區域都擁有兩個以上經濟發展戰略，如成渝經濟區就有西部開發、城鄉統籌、成渝經濟區、兩江新區等;中三角有兩型社會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環鄱陽湖生態經濟圈等。
2、經濟總量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
從作為發展支點的城市來看，成渝經濟區的成都與重慶對和中三角武漢、長沙和南昌實力相當，都沒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但從城市群的角度來看，中三角的城市群的競爭力遠高過成渝經濟區。如果將長株潭城市群的經濟總量累計一起就達到了8000多億元，按照城市排名可以排進中國的前八名，武漢城市圈同樣如此。而且考慮到重慶這座直轄市有著省級區域的大城市和大農村的特點，真正的主城區的GDP必定會減少。2011年，中部板塊的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GDP增速分別為14.2%、12.6%和11.8%,經濟增速明顯快于西部的四川和重慶(分別為10.1%和10.9%)，中部整體崛起大勢已初步顯現。
3、擁有大規模推進型工業部門是未來地區產業的發展趨勢。
各地區能否抓住在一定時期依舊是中國經濟主動力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并且必須能夠抓住這兩者的互動，從而誕生出更多的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是其能否躋身于國家級增長極的關鍵。在增長極內涵中，要支持工業集聚發展，扶持帶動性強的關鍵產業，培育和支持支撐力強的骨干龍頭企業，通過對地區產業和企業的培養，抓好大項目、大產業、大投資，促進工業經濟發展，通過工業經濟發展以工哺農，做到城鄉統籌，才能打造增長極。目前，兩大板塊的產業各有側重。中三角地區擁有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產業基礎，以汽車、工程機械、鋼鐵為主導產業，潛在市場巨大，資源稟賦和要素優勢明顯。成渝的資訊科技業、汽車業是主導產業，重慶將IT制造的重點聚焦在筆記本電腦上，并著手構建以惠普、宏基為核心的“筆電王國”.根據現有情況，成渝經濟區呈現“雙核五帶”布局，并有電子信息、汽車零部件等八大支柱產業支撐成渝經濟區發展。同時，武漢、重慶、成都都將爭取設立綜合保稅區以期在提高本地出口企業的效益和市場競爭力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4、科技創新與進步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未來的關鍵博弈點。
總體而言，這兩個區域的科技轉化生產力的能力都不太強。十一五期間，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兩大區域都未完成指標，表明兩者都還需加強在經濟增長中生產率的提高。其實，兩大區域的科研機構和高校在全國都屬于較強的地區，如何更好地實現科技轉化值得探討和思考，因為要發揮市場作用，創新機制將成為這兩大區域未來可持續發展，最終坐穩中國經濟第四極的關鍵。運用層次分析法得到五省市科技競爭力狀況。從表3中可以看出，中三角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要高于川渝地區。
5、綜合交通設施是未來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要成為地區增長極，必須加快“1小時經濟圈”的建設和發展速度。只有速度快才能在其他省市中領先。如何才能夠加快發展速度?加快城市群建設?作為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1小時經濟圈”將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充分發揮。中三角比起成渝經濟區而言有一個明顯的比較優勢，即區位和交通優勢。盡管成渝這幾年再打造交通綜合樞紐上投入很大精力，取得明顯進展，但由于地形和區位原因，其區位輻射力比較中三角而言依舊偏弱。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武廣高鐵、昌九城際鐵路的通車和杭南長高鐵即將運營，未來幾年，武漢、長沙和南昌3個中心城市之間將形成“一個半小時同城圈”.同時由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同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山水相連、地緣相近、人緣相親而走得更近。更容易在區域發展戰略、綜合交通樞紐建設、水利合作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共求發展。
隨著《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正式出臺，川渝兩地交通備受重視。在未來的交通規劃中，以成渝、成遂渝、成安渝為主的高速公路干線，以成渝、成達、成灌等動車線路為主的鐵路干線將把成渝緊密連接在一起。成渝兩地的國際直飛航線也在逐日增多。隨著交通越來越方便，成渝兩地的“時間距離”正在步步縮短，而未來的成渝經濟區還將進一步加強鐵路交通建設，重點建設成渝、渝萬、成綿樂客運專線。在高速公路線路方面，最重要的三條成渝高速、成遂渝高速以及成安渝高速共同構成了成渝間高速公路大動脈體系。
6、踐行共贏崛起的理念是培養第四增長極的前提。
第四極必然是一個跨行政區劃的區域集合，誰能夠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實現共生雙贏，那么其組合集聚的效果會更強，推動區域發展的動力就越強。進入新時期，合作共贏的區域發展格局越來越成為新價值觀，各地都在探索以這種理念為基礎的共生崛起。在這種區域競合的大背景下，湘鄂贛三省內部合作、共同對外的戰略顯而易見。2012年2月，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共同簽署了《加快構建長江中游城市集群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三省將攜手共筑長江中游城市群，打造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根據三省合作框架協議，“中三角”將以武漢、長沙、南昌3個省會城市為核心，組合沿長江、環洞庭湖、環鄱陽湖的27個城市，通過整體規劃和集成，形成跨省域的經濟一體化城市集群。在未來十年，三省將以《框架協議》為統領，建立省際聯席會議制度、區域合作領導小組制度、三省部門聯席會議制度、信息互通制度和情況通報制度，在區域發展戰略、規劃和政策銜接等方面加強互動，共同爭取國家將構建長江中游城市集群上升為國家戰略，納入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體系。從目前來看，三省比較優勢明顯，加之各省的合作意愿，中三角更容易在合作共生崛起中取得突破。
2011年《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獲國務院通過。該區域規劃將涵蓋四川15個市和重慶31個區縣，總面積20.61萬平方公里，人口9840.7萬。成渝經濟區規劃獲批后，產品、資源、勞動力等市場要素流動更加自由，成都和重慶毫無懸念成為經濟區“雙核”,有望加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贏關系。它們各自的城區將以打造國際化大都市為落腳點，兩地之間將形成沿長江發展帶、成綿樂發展帶、成遂渝發展帶、渝廣達發展帶和成內渝發展帶這5個依托自身比較優勢和“雙核”帶動作用的經濟帶。但從四級指標評價體系的強勢指標來看，兩省比較優勢并不明顯。因為原有的行政區劃，兩地的歷史、人文、經濟相似，強勢指標基本相同，同時兩地還存在著區域發展不平衡，“二元結構”特征突出，市場發育程度低，資源配置功能弱，產業重復建設與同構現象較突出等問題。在發展經濟時，很可能會出現同質競爭，而不是優勢互補。
四、結論與展望
在中國產業轉移大潮中，在當今我國經濟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經濟增速明顯回落之時，在中共中央提出的“中部崛起”的戰略導向下，中三角地區在地理區位、經濟實力、開放程度、科教力量、居民素質、發展環境、政府作用與綜臺形象等方面擁有較大的競爭力。該地區擁有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產業基礎，潛在消費品市場巨大，資源稟賦和要素優勢明顯。
考慮到中三角地區既有水資源、科技資源優勢，又有交通樞紐的區位優勢，更有長江中游流域有近2億人口的巨大內需優勢，同時在城鎮化率比老三極低近10個百分點的情況下，只要抓住機遇，全面加快城市群建設，為打造核心增長極提供強力支撐、通過項目拉動、園區驅動、縣區推動，促進經濟大發展，通過改善民生、創新管理推動社會大發展、以產業集聚推動該地區跨越式發展，以武漢、長沙、南昌三個已經形成的中心城市為核心，以武漢城市圈為重要輻射極，聯合長株潭城市群、昌九城市帶等中部經濟發展地區，以浙贛線、長江中游交通走廊為主軸，呼應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長江中游城市群有能力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后的中國經濟的第四增長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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