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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農化過程中的農村婦女
非農化過程中的農村婦女?金一虹?
內容提要：農村非農化過程既是一個農村經濟社會發生裂變和
重組的過程，也是一個資源重
新分配的過程。本報告把性別指標引進這一過程，作為觀察農村社會結構性變化的一個視角
，研究分析在非農化過程中，非制度性因素〖cd2〗血緣與地緣是怎樣影響兩性間的資源再
分配的。文章既描述了血緣地緣對本社區女性完成第一次職業轉換的積極意義，也描述了非
農轉移過程中表現出的差序性、女性職業低層化的形成以及新的性別利益結構，分析了鄉村
產業化怎樣“復制”、擴大了性別等級并能過產業組織使之制度化。從而提出一個隨著市場
化進程發展和鄉鎮企業改制，社區利益制約趨于松弛，血地緣對女性保護逐漸減弱的情況下
，如何使農村女性在農村現代化過程中與男性同等享受發展資源的題目。?
一、背景和題目的提出?
70年代末以來，在中國這個擁有世界上最農村人口的國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著農村
非農村非農化過程。僅1980～1995年15年間，鄉鎮企業數目增加了15倍，產值以年增多30%
的速度增長，鄉鎮企業職工由2999.7萬增加到12862.1萬亦即又有9800萬農民洗腳上田改變
了職業身份)。在一些非農化程度高的地區，非農產業已取代了傳統農業成為農村最活躍的
主導產業(如江蘇省農村1995年非農產值已達到農村社會總產值的85%，如無錫市高在96.1%)
(《江蘇年鑒》1996)。?
在這里我要做兩點說明：第一，為什么 在本文我用“非農化”這個概念而不是用“產業化
”?由于“非農化”指的是農村生產要素從傳統的種植業轉移到包括制造業也包括第三產業
在內的、一切非農產業部分的過程，因而其涵蓋而更廣，也更能反映中國農村現代化特點。
我在這里使用“非農化”這個樅，也是為了與早期發展經濟學所描述的產業化模式有所區別
。?
第二，我想夸大的是，農村的非農化并非從本日始，而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國農村傳
統的非農化水平與其他低收進經濟國家類似，在15%—30%之間。1929—1933年間，曾對中國
101個地區38256個農戶進行調查，結果7歲以上男性勞力，有45%從事農業，27%既務農又務
工，還有20%完全從事非農勞動。〖zw(〗1929—1933年間對中國101個地區38256個農戶調查
資料引自約翰 .l.buck：《中國的土地利用》第371—372頁，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37年版)
，中文轉引自塞繆爾、何保山、顧幻瑞等著：《江蘇農村非農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
91年版，第26頁。〖zw)〗蘇南地區自進進20年代非農步伐亦加速，據滿鐵“上海事務所”1
939—1940年間對蘇南5縣11個自然村的調查，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大背景中，農村經濟已普遍
兼業化了，70.9%的村民屬兼業農戶，只有17.3%是純農戶，還有11.8%成為不耕種土地的非
農戶。亦有亦工亦農型經濟如太倉直塘遠涇村，村中40%農戶有人在紗廠當工人，有的甚至
完全不種地，夫妻雙雙在廠務工。其經濟結構非常接近于80年代蘇南大多數農村的特點。到
1949年時，全國產業產值中約有25%是由農村創造的。(轉引自曹幸穗，1996，第155、18頁)
50年代的合作化運動把兼業和專業的手工藝匠都吸收到合作社中，農村的非農化發展很慢，
其至停滯。人民公社會期間又有大起大落，直到70年代末，特別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農
村非農化過程進進加速期。所以對農村的非農化過程分析，不能離開這一歷史的背景。?
農村非農化作為發展中國家一項可供選擇的戰略，也作為 個發展趨勢，使中國農村發生著
結構性變化，改變著中國農民的命運。作為一個結構性變革，也是一個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
。引起我特別關注的是：在農村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著劇烈變化的同時，性別利益有什
么變化?女性農民在非農化過程中的代價與收益是什么?在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她們能否
與男性同等地分享產業化帶來的機會和新資源??
為此，我在1994年申請了一個有關課題：“農村女性勞動力非農轉移的制度性、非制度性約
束條件及對策研究”。之所以選擇這一課題，是基于這樣一個假高——發性勞動力非農化轉
移滯后于男性，因而最強的勞力將轉移到產業，農業將出現女性化趨向。這一觀點我在1990
年鄭州的“中國婦女與發展”研討會上提出，很多學者做了更深進的論證(金一虹，1990；
孟憲范，1993；任青云，1995)。然而我于1995年底開始的這項研究并不支持這一假設——
最少在我所調查的蘇南蘇中三個村中，非農轉移的過程性別歧視不明顯，無論是在非農轉移
的“瓶頸期”，還是鄉鎮企業大發展的加速期，男女兩性在轉移的速率上并無明顯差別。
使 不得不重新考慮，所謂非農化過程中的資源重新分配，應以什么為指標?顯然僅僅用轉移
速率來描述分析是不夠的，應該觀察農村經濟結構轉換時，性別利益的深層結構變化，并對
這種變化的原因進行分析，以提出新的假設。?
二、研究方法?
本報告除一般的統計資料文獻外，主要以作者本人在蘇南蘇中三個村(蘇州盛澤鎮的東港村
、常州湖塘鎮的周家巷村、揚州市郊的文峰村，下文分別簡稱為東村、周村、文村)的觀察
作研究素材，同時鑒戒《江蘇農村非農化發展研究》(塞繆爾、何保山、顧紀瑞等，1991)的
成果。很多國內外學者都熟悉，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結構，“村莊”應是一個基本的要素。這
是很有見地的。本項研究亦把行政村作為基本研究單位，鑒于中國農村發展的不均衡性，非
農化模式是多種多樣的，轉移路徑也是極豐富的、無固定模式的。那么上述區域性研究有多
少普遍意義??
1.無論從轉移到非農冰業部分的勞動者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還是從非農產業產值所占農村社
會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這三個村都已初步完成從農業社會向產業社會的轉變(這三個村從
事非農生產的勞動者占農村勞動力比例分別為98.10%、97.72%、80.23%；非農產值占農村社
會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為98.81%、98.18%、98.19%)，經歷了比較完整的產業化過程，有利
于我們對非農化進行過程性分析。在我選點的過程中，曾考慮過鎮江黃墟鎮的龍山村，但因
該村屬跳躍式超常發展(1987年才因養鰻起步，1992年年產值就突破1億元)，發展過程未充
分展開，故終極放棄。但有些資料下面還要用到。?
2.三個村都有相當數目的外來勞力，處于兩種農村勞動市場?①的產匯點上，有利于對社區
內轉移和跨地區活動兩種非農轉移的模式進行比較。?
正如李銀河在批評貝克爾的人口經濟學時所說，一種行為一旦與文化差異發生了聯系，就不
再是經濟學的理想題目。(李銀河，1994，第4頁)從經濟學角度，取勞動力轉移速率做主變
最是對的。?②但兩性利益結構的變化涉及深層制度以及觀念系統，僅以此作觀察分析的座
標就無法給我們一個真實的圖景了。故本項研究采用了抽樣調查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別人法
，一方面設計了4種表格和問卷；(1)非農勞動者問卷》，了解已經轉移到非農產業部分就業
的勞動者的就業狀況、職業轉換經歷、途徑、從農業部分轉移出來時曾經障礙、目前職業、
活動意向等。在3個觀察點分性別、分行業各隨機發放150份問卷，總計450份，回收有效問
卷441份，其中男性211人、女性230人；工人289人、企管干部48人、村干部13人、科教文衛
工作者12人、個體經營者78人、其他職業1人；?
(2)以農戶為單位的職業經歷登錄表。具體做法是以3個村每村抽取2.5—3個自然村(約100戶
)，以戶口簿為依據，逐戶登錄各農戶實有勞動力年齡人口的就業狀況、活動經歷，共登錄8
.5個自然村，3.2戶；?
(3)《鄉鎮企業調查問卷》，由企業法人回答，同一個調查員填寫，了解企業勞動力結構、
勞動力來源、對勞動力選擇偏好、企業目標。這3個村共有注冊村辦企業、公司和其他經濟
實體24個，其中一個屬出租門面的皮包公司，故予以刪除，實際調查23家；?
(4)《外來勞動者問卷》，對外來找工者集中的東村絲織廠外來民工發放150份，以作分析對
比時用。?
此外，對3個村5個主要村干部(書記、村長)進行調查，并做了7個個案。?
三、非農轉移：血地緣關系影響下的資源再分配?
1.社區內轉移，并未導致“男工女耕”的模式?
跨地域活動中的男性上風已由很多研究所證實，?③人們由此產生農業是否會出現農業女性
化趨向 擔憂不是沒有根據的。?④但本調查所在3個村，農業并未出現女性化的趨向〖cd2
〗專業從事農業的極少，且以男性為主(農業機械多數由男性操縱)，3個村從事農業勞動的
男勞力占男性勞力比例分別為2.4%、2.4%、22.7%，女性則分別為0、0、13.1%，其余的人都
屬“業余種田”。所調查的441名非農產業從業者，從不種田的男女各是24.64%、17.67%，
僅在農忙時幫忙的男女分別占40.23%和37.93%；仍經常種田的男為20.85%，女18.97%。農忙
期間兩性投進的工作量無大差別，日常田間治理的時間女性要多于男性。但盡對時間是很少
的。全年不超過25—30個工。?
為什么在這一地區的非農化未導致“男工女耕”現象呢?蘇南地區非農化從形式上屬“離土
不離鄉”的社區內轉移，從時間和規模上可分起步(亦稱瓶頸期)、加速、動態平衡(能轉移
出農業的勞力基本都轉移出來了)三個階段。從轉移資源角度說，起步期為資源稀缺時期，
此后進進相對充裕時期。在非農轉移的第三階段兩性非農化程度差異不明顯，那么在第一第
二階段兩性在非農化速率上有無差別?不同的調查結果不同。筆者以為是與不同地區不同的
發展戰略，以及鄉村產業起家的行業是什么有關。男人女人誰早轉移、誰后轉移是多種因素
相互作用的結果，是表象。之所以在非農化程度高的地區，在非農轉移過程中兩性差別或說
過程性歧視不明顯，是由于與“離土又離鄉”的跨地區活動相比，社區內活動有很大不同之
處：?
(1)跨地區活動女性本錢大于男性，往往只能由年輕、素質較好的未婚女性構成活動主體；
?①社區內活動，“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方式本錢低，“在農門口上班”特別有利于已
婚婦女的非農轉移，年齡、婚姻、文化對她們都不再是制約因素。在3個村302戶就業登錄中
，初次從農業轉移出來時，男性最年長的已有63歲，女性為48歲、半文盲。東村登錄的102
戶中，50歲以后才離土進廠的就6人。用當地人的話說：“到了‘大發展’后，能進廠的都
進廠了。”?
(2)鄉村產業的〖cm8-4〗社區傾向抵消了企業的性別偏好?
中國鄉鎮企業的一大特點就是它的社區傾向。特別是村辦企業，它是立足于地緣社會，按地
域基礎組織起來的農村經濟組織，村干部作為社區治理者，都有明確的社區目標。就業，在
很長一個時期都是社區的第一目標。用一個書記的話說：“要全村人人都有飯吃，都安居樂
業，我們當干部的日子才好過。”特別是分田到戶后，當干部的就得想法讓農田中開釋出來
的多余勞動力都有活干，如何安排富裕出來的女性勞力也在村干部考慮之內。如東村在創辦
村企之初，在辦了水泥建材等適合男人干的企業后，又馬上為“解放婦女勞動力”辦一絲織
廠。以養鰻為主業的龍山村，在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后，又辦一縫紉廠，說沒指看它不什么經
濟效益，目的就是安排村里的婦女勞力。?
社區目標依次是：增收—福利—公平(用干部的話說：“要擺得平”，比如不能人人都進鄉
鎮企業時，把指標下到戶——一家進一個)。社區治理者具有這樣的社區目標是理所當然的
，而企業表現出一定的社區傾向，則是村辦企業所特有的。這被調查的23家村辦企業的辦企
業目標，依次為“為了企業長期生存”(20分——以1家1分計)、“追求最大利潤”(16分)、
“進步本企業職工收進”(12分)、“創名牌”(6分)， 而“增加本鄉財政收進”、“擴大本
鄉就業機會”和“促進本鄉繁榮”這3個非市場導向的目標，竟并列第五(5分)，說明村辦企
業的經營者依然以為自己應承擔為全社區謀利益的責任。?②在要實現普遍就業的社區目標
的壓力下，村辦企業有為全村剩余勞動力“兜底”的任務。比如政府征地要安置農民工，無
論是國營企業還是鎮辦企業，都會對“土地工”年齡有要求，如東村和文村被征地后，男安
排小于45歲的，女要小于35歲。而村辦廠對本村人不能有這樣的要求，就是從鎮辦廠“下崗
”回來，村里也要想法安排。如一個村辦廠廠長說：“是鄉親總得給飯吃。”在這種地緣觀
念的影響下，企業的性另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被企業的社區傾向所掩蓋。比如被調查的23有
表示只愿收男工不愿要女工，另外8家說視工種而定，但恰正是2家強烈表示不愿要女工的廠
，女工占了7成以上，由于本村男的有技術后你留不住，女的也是鄉親，還得用上“是鄉親
總得給飯吃”的原則。?
(3)村辦企業基本遵循不養病、不養老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企業的性別偏好。要
地職工是以村民身分享受社區提供的公***品的，這三個村村民享有的福利有：醫療費(全
報或部分報銷)、婦女產假補貼、子女學費、獨生子女母親保險、養老保險、困難戶補助、
村里出資為村民安裝電話、閉路電視，此外還是以工補農、公路、路燈等公共的享有者。至
于鄉鎮企業為職工福利支付的開支則是很少的，企管干部都承認，雇女工和雇男工的福利差
別幾近于0。?
(4)社區壁壘的存在，有外來民工作為“蓄水池”，使本地女性受到較多保護。?
在非農轉移的轉折期，通常本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幾近枯竭——能轉移出來的都已轉移，與此
同時外來勞力大量涌進：這23個村辦企業共有勞動力2028人，其中外來勞力924人(男368人
，女556人)接近半數。最典型的是盛澤鎮，自1989年起，外地勞力大量涌進，且逐年增加，
1992年起超地本地勞動力(1995年本地勞動力是2.48萬，外地工辦了“兩證”的就有3.5萬)
，這些外來工作為鄉村產業的蓄水池而存在——在進進地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時候，他們源源
不斷地補上，在需求不足時又被吐出。?
這3個村23個村辦企業，有18家明確表示，企業用人要優先錄用本地人；有10家表示假如解
雇人首先要解雇外地工。有14家企業聲稱自己從求解雇過工人(都是自己走的)，有9家承認
解雇過工人，其中8有清一色解雇的是外地工，僅有一家說被解雇者中有外地的也有本地的
。多數廠長在解釋為什么不好解雇本地人時說：他們根在這兒，辭了，讓他們到哪兒往?綜
上所述，植根于血地緣社會之上的鄉村產業，表現出較強的社區傾向，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利
于本地的婦女，使她們得以順利地完成第一次職業轉移。?
2.非農化過程中表現出的差序性?
然而必須看到，中國農村今天依然是“鄉土性社會”，血緣關系依然是農村居民間重要 的
聯系紐帶，父權制依然作為深層的基石存在；鄉村產業作為從原有農業組織中衍生出來的“
產業胎兒”，不能不打有血緣社會的印記。在農村利益群體重組的時候，表現出如費孝通先
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出的“差序”格式——以個人為中心，依倫理關系的親疏遠近形成的
，由一點向外一波一波推過開往的差等次序關系。?
在非農轉移的瓶頸期，離土進廠有如最稀缺的商品，農民向非農部分的轉移，就變成關系的
競爭。此時血緣的路徑最為通達。村里最早國的廠常被老百姓稱為“干部子弟廠”。在我對
東村102戶登錄時，發現1981年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能捷足行登進進非農生產部分
的，只有兩類情況：一類是有一技之長的15人，其中男13人，均為“五匠”、司機、電工等
“能人”，女2人，1為幼托教師，1在水利系統；另一類就是與干部有支屬關系的13人，男
性4人，分別是正副隊長之子、之婿，女性9人，均為大小隊長之妻、之媳、之妹，無一例外
。我曾問，那時與干部非親非故的人，能否通過宴客送禮等辦法達到進廠的目的?村民們說
那是不可能的，那時還不興送紅包。請干部吃頓飯，殺只雞就不得了了。可見，在一個封閉
的鄉土社會，貨幣與商品交換法則還無法代替血緣關系發揮作用。?
在非農轉移的“瓶頸期”，不具備技術上風的女性更多要依靠血緣關系進進非農產業。由于
血緣關系所掩，這一階段性別差異并未顯現出來。?
非農轉移的加速期，利益可以“溢出”血緣團體時，注進地緣團體。在這一階段，轉移的機
會進一步增多，可以考慮支屬以外的人了。在農村社區的“公平意識”的支配下，進廠的“
指標”被分到家，這3個隊都實行過一家進一個的政策，稱之為“一工一農”。農村的基本
利益單位是家庭，當機會對一個家庭來說也是稀少的時候，怎樣在家庭中分配呢?村民們不
以為 這當中有什么性別偏好，“假如你以為老婆力氣小，你舍不得讓她種田，你就讓她進
廠好了。”但調查結果，實際家庭內發展資源的分配也是遵循某種秩序規則的。文村地處城
鄉結合部，歷年因征地“農轉非”406人，基本都是指標到戶，誰“抽上來”由家庭自行商
議。在這個村登錄的100戶中計有19戶有多個家庭成員因征地而先后脫離農業進工廠的。這
就給了我們觀察利益順序的一個窗口。當地人只承認一個規則——我們是先長后幼。實際在
這19戶中，有6戶是夫先進妻后進，4戶妻先夫后(都是有某種原因，如夫在村有一個不錯的
位置)，4戶夫妻同年進廠，5戶依母一子一媳的順序。在個案調查中，典型的一戶嚴姓家庭
，丈夫1997年征地轉為城鎮戶口進廠，時年37歲，妻子1978年進廠，時年35歲，1982年宗子
又因征地，18歲時進，1984年次子也是在18歲時因再次征地進廠。另一戶(不在這100戶這列
)三兄弟都已農轉非，子女們也都買了城市戶口，而三個媳婦卻都留在農業里，說由于等輪
到她們時，她們也都超過了可進國營工廠的年齡了。所以，盡管村民們不以為排序時有什么
性別偏好，但農轉非的勞動力中，男的占7成以上，這個村的女性勞力51.30%留在村辦企業
，而男的僅38.54%(對農民來說，摘掉“農”字頭成為“城里人”，進國營廠比進村辦廠更
有益)。可以看到，除了特殊情況(如男人是農村干部或有其他好位置)，在家庭利益分配時
，基本遵循父系制為本，與女兒比，媳婦是內女兒是外，由于她們早晚要嫁到別人家。在東
村，村辦絲織廠初辦時要招女工，指標給到家，一家人常為讓女兒進還是讓媳婦進而發生爭
執。做父母的在感情上都想讓自家女兒進廠，干部們說，就是工廠也喜歡要小姑娘，由于她
們手更巧，媳婦在家種過幾年地了，“伸出來手像樹皮一樣粗，嚇煞人”。但終極還是遵循
先內后外的原則，讓媳婦們進了。滿鐵在40年代蘇南做的調查中，說到農戶兼業化使村里能
人和強勞力離村另謀生路，在外出職員中，戶主占47.5%，宗子占30%，次子5%，長媳7%，(
轉引自曹幸穗，1996)讓我們在此看到歷史表現出某種相似性。?
另一個有意思的案例是，我在選點時到過的龍山村，也表現出先內后外的“溢出”效應。因
為該村近年來經濟發展特別快，在富裕之后，開始可以考慮龍山嫁出往的女兒們了。嫁到外
面的女兒如在35歲以下，可以全家遷回龍山。假如本人已超過年齡，可以把一個子女遷回并
安排工作(很像一些城市的知青子女政策)，本人則享受每年1000元的補貼。同樣是媳婦，本
地媳婦與外來的媳婦又有內外之別。在文村，本地媳婦嫁過來當年就可以安排工作，外來的
需先種一年地后再安排(后來村辦企業多了，這條規定就取消了)，工資上也要比本地媳婦低
一級。村民們以為這是公平的，由于她們“沒工齡”(意即未對本村經濟做貢獻)。在這里，
由利益之水的先后流注。我們看到一個生動的差序結構的展開。還應夸大的是，外來農民工
中的女性，處于這利益差序結構的最外層。?
三、非農產業中的性別利益結構?
在一個基本完成非農化過程的鄉村社會，個體的利益差別不再表現于務工還是務農之上，而
是主要表現于他在產業社會的等級結構中處于什么位置?影響利益分化的重要因素是農民職
的分化和活動。?
有關農村非農化帶來收進增長中包含的公平題目，至今還是一個有爭議的題目。?〖zw(〗
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主任何保山以為，60年代和70年代非農收進的有效增長，縮小了
臺灣城鄉間的收進差別，同時使農村內部在公平分配方面有所改進(何保山，1988)；國際勞
工組織官員r·伊斯蘭亦以為非農就業的增長可以縮小農村收進差距，由于非農收進的分配
比來自財產收進的分配更加公平(伊斯蘭，1988)；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r·t·沙恩德則
以為，非農收進的增加并不對農戶總收進的同等有任何改善作用(沙恩德，1988)。〖zw)〗
?
以為非農收進分配更加公平，這一結論最少不適用于中國農村。非農化帶來利益進一步分化
是客觀存在的。從這三個村的經濟收益多少來看，大至可分3個階區：鄉鎮企業工人，年收
進以千元為單位(東村個別絲織廠工人有達到1萬元的)；社區治理干部和個體經營者，以萬
為單位；年收進在幾十萬一級甚至更多的人，只有在鄉鎮企業承包人、營銷職員和私營企業
主中產生(在江蘇其他地區看到，隨著市場競爭的白熱化，有的地區營銷職員已形成高于生
產經營者的高收進層，有的年收進達百萬甚至千萬—自然，這是一個男性盡對上風的領地)
〖zw(〗“江蘇農村非膛化發展研究”以為地區間非農化發展的不同模式是影響農戶收進分
配均衡增長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即使在被以為較少分配不均衡的蘇南模式中，同一企業內的
不同職別收進差距也在擴大中。構成低收進組的100%是生產工人，而構成高工資組的治理人
員占37.6%，供銷職員占34.4%，技術員6.5%，生產工人21.5%一全部是從事粗笨、危險作業
的采石工。〖zw)〗。女性多數沉積在低收益區，非農產業部分收益的3個區中的性別結構看
，可以看到性別分化也是客觀存在的。兩性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
職業的低層化。?
女性主要集中在低收進的鄉鎮企業，且分布在流水線上。這三個村的女性勞力在鄉鎮企業做
工的分別占女性勞力的77.5%、79.15%、69.87%；分別高出男性19.81、13.15、9.53個百分
點。即使同在車間，女性在流水線旁多從事簡單重復、可計量的工作，男性則做機動性大、
沒有定額限制、有一定技術的工作(如機制、配料)。女性尤其難以進進有較高收進的治理層
。在《江蘇農村非農化發展研究》中，治理職員和技術職員中的男女性別比高達17.25：1。
在本項研究中，男性村干部(鎮管干部)、企管職員分別為女性干部的3倍、2.25倍和1.5倍。
在企業中這種男性上風尤甚。以周村為例，全村共有15個法人代表(包括私營企業)，全部是
男性。95個企業治理、技術職員中，僅有14個女性。男女性別比為5.78：1，且女性多為從
事無決策權的基層、具體工作，其中正副車間主任4人，會計4人，倉庫保管3人，質檢2人，
制圖1人。?
造在女性在非農部分就業的低層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最滸的是“低素質說”〖cd2〗婦女素
質普遍低于男的。〖zw(〗r.t.沙恩德以為“這種不利是因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等產生的，非
農收進和農戶總收進的不同等程度仍將進一步增加”。《江蘇農村非農化發展研究》也以為
收進差距與素質盡對成正比。〖zw)〗一些村辦企業廠長在回答為何不愿招收女工時說，女
的素質低，技術開發遠景不如男的。但是本人研究中有關資料并不支持這一假說。如從下表
可看到，與一般地區女性文化普遍低于男性不同，文村女性讀書年數超過男性。文村因地處
城郊結合部，本村的女孩都愿嫁給城里男子，以為他們修養好，故本村男子多娶周邊縣的女
子。又因經濟發達，對外地女子婚遷吸引力大，形成競爭，以至嫁到本村的女性都既有文化
又能干漂亮。但女性在非農產業部分低層化依舊。這不是素質說所能解釋的。?
〓〓表1〓〓〓〓〓被調查的441個非農從來職員文化程度〓〓〓〓〓均勻讀書(年)?
〖bg(!〗〖bhdfg2，wk12，k8，k8，k10w〗〖xxzs-yx〗〖bs(zsx9y*3-ysx1*3y*2〗村〓名
〖bs)〗〖bs(zxx1y1*5-zxx3y1〗性〓別〖bs)〗〖〗東〓港〖〗周家巷〖〗文〓峰〖b
hdg2〗男〖〗5.47〖〗7.49〖〗8.28〖bh〗女〖〗4
.75〖〗6.36〖〗8.67〖bg)〗那么素質之外，女性職業低層化的原因又是什么?筆者以為：
?
(1)鄉村產業體系是在原有血地緣關系基礎之上生長起來的，在這一結構轉換過程中，父系
家長制原有的秩序得到“復制”，女性在非農化過程中發展資源遠比男性少。這點，我們可
以從非農轉移過程中表現出的先男后女的差序性得到證實。盡管由農業經濟組織到產業組織
，是一個巨大的結構性轉移，但由于這種“復制”作用，性別利益秩序未變。?
(2)性別分工，在兩性合作中表現為級制，產業化沒有消除性別等級，相反擴大了這種笥別
等級，并使之進一步制度化了。〖zw(〗有關農村非農化過程中，性別分工如何形成新的性
別等級制，筆者將在“‘男人生活’與‘女人生活’——蘇南農村產業化過程中的性別分工
變化”(1998)一文中加以論證。〖zw)〗?
五、幾點結論?
1.不可否認，非農化在一定程度2上能部分改善農村女性的生存狀況。?
(1)經濟狀況的改善。?
據江蘇農村非農化研究資料表明：1978年之前20年江蘇農村人均純貨幣收進增和東足1%，19
78—1987年9月間6個觀察點人均純收進分別增長了6—9倍。表明農戶收進的增長主要來自非
農產業。當前非農產業收進已成為收進水平高低的決定因素。非農部分較高收益帶來遠較傳
統農業部分高得多的收益。?
(2)非農估帶來農村婦女職業分化，有利于女性獲得獨立經濟身分。使個體逐漸取代家庭戶
成為農村的基本利益單位。?
(3)鄉村產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相比，女性發展空間擴大，上升通道增加。?
在農業社會里，女性要得到提升，只能通過成為婦女積極分子以進進行政治理層(主要是婦
女主任，在筆者訪談過的出身于農村的婦女干部，無不經歷過積極分子—婦女主任這一通道
)。而在鄉村產業社會，女性有了更多的渠道，除了在各項活動中當積極分子，還可憑自己
的學歷、能力得到提升。比如周村14個女性企管職員中，3個是過往“組織培養”的積極分
子；2人是由于自己文化高，有專業(中專畢業)；2人有某種支屬關系；其它原因不明。目前
，支屬關系對農村女性向上活動的意義有增大的趨勢。鄉村工來治理層支屬化的趨勢在發展
，丈夫做廠長，妻子做會計出納的情況很多。此外，一些從鄉鎮企業中活動出來后，通過辦
“夫妻搭檔”式的家庭工場，直接從事治理經營的也不在少數。據對周村的農業普查資料分
析，全村429戶中夫妻檔式的家庭工場就有23戶，這種級合形式給她們比農田也比在流水線
旁以更大的發展空間。?
2.非農化發展中的性別差異依然存在，而且有擴大的趨勢，主要表現于：?
(1)生產結構變化中女性職業的低層化，造成性別分層。鄉村產業體系與農業生產組織、手
產業“副業”生產相比，后兩者等級制不明顯，而產業組織卻是高度分化的科層組織。盡管
目前鄉鎮企業多數尚未形成技術統治，有的甚至連技術層都未分化出，由廠長集治理者、技
術員于一身，但終極將形成治理—營銷—技術的權威結構。女性是被排除在這一結構之外的
。這是性別分化的結構性原因。?
(2)向上活動幾率小于男性。?
從活動頻率看，女性低于男性。對3個村441個從事非農生產的勞動者調查，男女均勻轉換工
作分別為2.33次和1.80次。從流向來看，現在從事的職業與初次進進非農業時相比，441人
中，從工人中活動出來的男女分別為34人、28人；轉向個體經營的分別是22人、20人；進進
行政治理的男5人、女1人；進進企業治理層的男10人、女8人。女性向上活動機會小于男性
。?
在對3個村441個從事非農工作的勞動者調查中可以看到，女性非農轉移意耗比男性更強烈，
其理想職業都是非農業，選擇從事農業的一個都沒有，而男性尚有3人。在問及假如農業收
益好過在鄉鎮企業務工，是否愿意從事農業?回答愿意務農的女性比男性少8.27個百分點。
但女性普遍給自己職業期待定位較低。被調查的女性農民，其理想職業第一是進廠做工，占
63.36%，比男性高出22.33個百分點。第二是其他職業，第三是個體，第四從事科教文衛工
作，至于對做村干部、廠長經理期待甚低，都低于4%，男性在此項則為8.96%，想從事個體
經營的也要比女性高出8.87個百分點。女性低的期待與她們所遇障礙有一定關系。被調查的
男女兩性都以為，實現自己職業理想的障礙依次是：本地沒有機會，沒有硬關系，本人文化
不夠。但有2.95%的女性以為障礙來自自己的性別，而男的持此觀點的一個都沒有。?
3.社區內轉移的固然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本地區婦女，但隨著市場化進程特別是隨著鄉鎮企
業改制，企業作為獨立核算的經濟實體獨立性增加，府區利益制約趨于松弛，血地緣關系對
女性保護在逐漸減弱。在失往家庭和地域性保護之后，農村女性會不會也如城市女工一樣隨
時可能拋進產業后備軍?特別是目前，在企業改制后的村辦企業的女工也如城市女工一樣隨
時可能拋進產業后備軍?特別是目前，在企業改制后的村辦企業的女工也開始大批下崗，企
業再也不想為社會 區的普遍就業目標“兜底”了之后，性別利益會不會進一步分化?這些都
是我們要繼續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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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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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婦女出版社。?
〖jy，2〗作者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jy，6〗責任編輯：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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