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中醫英譯的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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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中醫英譯的研究回顧

　　【關鍵詞】中醫英譯

10年中醫英譯的研究回顧

　　摘要：回顧了國內10年來中醫英譯理論研究的基本情況：從初期的以少量翻譯實踐為主，發展到后來的實踐和理論并重。指出與中醫英譯理論研究有關的期刊以中醫類期刊為主，外語類期刊為輔；設有中醫英譯研究欄目的《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為中醫英譯研究的主要園地；《中國翻譯》也有少量涉及中醫英譯理論論文，具相當深的理論深度。中醫英譯理論研究的焦點問題是：（１）中醫名詞術語英譯的標準化；（２）音譯的問題；（３）新詞創造。中醫英譯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主編陳可冀院士、《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原主編歐明教授、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謝竹藩教授。

　　關鍵詞：中醫英譯；名詞術語英譯

　　改革開放以來，中醫英譯活動從初期的以少量翻譯實踐為主，發展到后來的實踐和理論并重。這個變化產生的原因有以下幾個因素：

　　（１）隨著國人英語整體水平的提高，中醫英譯者越來越多，中醫英譯實踐活動更加深入、廣泛，翻譯的新問題逐漸積累，必須通過理論幫助解決。

　　（２）大量的漢英詞典的出現，激發了中醫譯者的翻譯積極性；外國人的中醫英文版著作進入中國，激發了中醫譯者的翻譯熱情，也產生了翻譯理論上的困惑和爭論。

　　1992年以前關于中醫英譯的理論研究在翻譯實踐中已經開展，但沒有一個固定的園地，研究也不系統。1992年以后，《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開辟“中醫英譯”專欄，提供了一個固定的理論研究園地，延伸了以前的研究，并使之更加深入、系統。在以后的10年中，中醫英譯研究的重點隨著中醫名詞術語等一些熱點問題逐漸冷卻，發生了新的變化。我們以1992年為界討論前后兩個時期中醫英譯的研究情況，特別是后一個時期的情況。

　　1中醫英譯在期刊上進行探討的基本狀況

　　國內期刊中涉及中醫英譯的研究主要有中醫類期刊和外語類期刊，其中以中醫類期刊為主。中醫類期刊中有些設中醫英譯研究固定欄目，有些只是偶爾發表中醫英譯研究論文。《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中醫英譯研究欄目為中醫英譯研究的主要園地。

　　《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自1992開辟“中醫英譯”專欄以來已刊登文章100余篇，分別見于《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中文版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英文版。

　　其他的一些中醫雜志如《陜西中醫學院學報》、《上海中醫藥雜志》、《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也發表過中醫英譯方面的研究論文。

　　近幾年發表中醫英譯研究論文的期刊數量在不斷增加，發表的論文數量也不斷增加。

　　外語類期刊涉及醫學（包括中醫）英譯研究理論的以《中國翻譯》為代表。其中少量涉及醫學(包括中醫)英譯理論的論文具相當的理論深度。如《中國翻譯》曾經在1997年第2期發表過“醫學論文結構式摘要的寫作與翻譯”、1997年第5期發表過“醫用藥品商品名中譯原則初探”、2003年第4期發表過“論中醫文化內涵對中醫英譯的影響”。

　　經查詢有15種中醫類期刊和7種外語類期刊開展過有關中醫英譯的討論，其中《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涉及中醫英譯理論的論文有105篇；外語類期刊以《中國翻譯》（其前身為《翻譯通訊》）為代表。

　　210年來中醫英譯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

　　21中醫名詞術語的英譯研究

　　211中醫名詞術語英譯標準化

　　中醫藥名詞術語英譯研究開始時，國內在此方面存在著許多不同意見，也面臨著諸多難點，當時進行的討論是希望取得較為一致的看法，為中醫英譯的標準化提供參考意見［１］。

　　要達到此目的，首先須對英譯標準化的基本原則或指導思想有一個統一的看法。這里所說的標準不是單純指信、達、雅或準確、簡潔、實用等標準，而是指如何來判斷是否達到這些標準。從一開始建立“中醫英譯”專欄就有人提出：中醫術語英譯的讀者對象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人，我們中醫英譯的目的是為了擴大中醫學在世界上的影響，所以一切要以外國讀者接受程度為主要尺度來衡量，哪一種方式最容易被接受，就應采用哪一種［2］。在以后的討論中也不斷有人強調這一點，例如“在將源語言轉化為目標語言時需要考慮目標語讀者的承受能力”。但也有相反的看法。例如，有人認為中醫英譯的主動權應掌握在中國學者手中［3］。還有人提出“要建立一個有權威性的國際化的中醫語言學，必須以自身語言為本……，至于西方人在學習新的中醫語言時，怎么去強化理解和方便記憶，這是他們的事。……用我們的語言去教育他人，而不是用我們的語言去適應他人”［3］。在這樣對立的思想指導下出現種種爭論。經過反復討論研究，對中醫英譯的標準逐步統一為“與世界接軌”上［4］。

　　212音譯問題

　　對中醫名詞術語音譯問題的研究涉及兩點：一是音譯術語的數量，二是漢語拼音的使用。對于數量，沒有人主張全用音譯［3］。較多的意見是在萬不得已時才使用，應盡量控制其數量，只適用于其他譯法難以表達的術語。這一點顯然是合理的，因為漢語用的是單音象形文字，同音異義字很多。音譯多了，出現同音字詞會造成混亂。

　　關于用漢語拼音“音譯”的研究較多，爭論也多。較成熟的觀點是：不能忽略音譯的定義和漢語拼音的功用這兩個最根本問題。因為在漢英字典，音譯與transliteration是對應的。Transliterate的定義很明確，“把一個字或詞用另一種語言的同音字母來表達”。說明音譯須有兩個條件，一是翻成另一種語言，否則不能叫做“譯”；二是必須同音，不然就不是音譯［1］。

　　研究認為漢語拼音只是用了拉丁字母拼出來的漢語，用漢語拼音寫出的根本不是音譯的英語。因為漢語拼音雖然也用26個拉丁字母，但字母的讀音與英語字母的讀音有很大差別，拼出來的字詞不可能全都符合英語音譯的要求。個別符合英語拼音的，如陰ｙｉｎ，陽ｙｎｇ，與漢語拼音無關，早在漢語拼音問世之前，“陰”、“陽”作為中國古代哲學概念就已被音譯為ｙｉｎ和ｙｎｇ了。韋氏詞典中收載了不少由漢語音譯的字，是根據英語本身的發音規律和習慣創造的新詞。

　　研究明確了有關漢語拼音的功用。根據現行的1958年由我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推行的漢語拼音方案，認為漢語拼音是解決漢語語音問題的。

　　研究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在針灸國際標準命名法建議中確是有漢語拼音，而且還加注了聲調，但明確指出：“漢字代表經脈和穴位的全名和原名……，由于漢語的發音各地不同，故根據中國的標準語音加注拼音名以助發音”（Aproposedstandardinternationalacupuncturenomenclature．WorldHealthOrganization，Geneva，1991.6）。該命名法在十四經項下列出4種名稱，以肺經為例，依次排列如下：英文為lungmeridian，拼音為shoutaiyinfeijing，漢字為“手太陰肺經”，字母編號為LU。至于穴位名稱，由于英譯困難，故把字母編碼放在第一位，如中府是LU1。西方人士一般都用字母編碼［１］。

　　英語中的確有很多外來詞，這些詞中有的外來語音譯成英語后能按英語的規律用前綴、后綴或詞尾變化來改變其意義和詞性。有的外來語是直接把其他語言的字詞或短語一成不變地用到文章里，這些詞語不是音譯的英語，更不能按英語的規律來添加詞綴或改變詞性。用漢語拼音屬后一種情況，所以國外作者在編寫英文中醫書籍時對一些漢語拼音文字常作如下的交代：由于這些字詞翻譯困難，故未譯。有的作者還給漢語拼音加英語注音。說明“未譯”是合情合理，實事求是的。

　　研究認為音譯并不簡單。

　　音譯不僅要考慮語音規律和習慣，還有一個約定俗成的過程。在中醫的英譯中用幾個漢語拼音的名詞術語，與漢語中加幾個英文詞沒有什么區別，全都與“譯”無關。因此，中醫英譯應把精力放在名詞術語的真正翻譯上，直譯也罷，意譯也罷，實在沒有合適的譯法，才擬用漢語拼音，至于其日后能不能和如何成為音譯的英語，這只能由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約定俗成［１］。

　　213創造新詞Pokert

　　在30多年前就曾用拉丁文創建了一套中醫名詞術語，結果無人采用，只好束之高閣，故有研究者認為通過種種方法來創造英文新詞以適應中醫術語英譯的需要，如借用拉丁文和希臘語的詞根、前綴或后綴構成新詞的模式是行不通的。那種認為中文的漢語拼音就是英文新詞，而且在此基礎上還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想法更不妥當。認為這會像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醫傳入中國就遇到西醫名詞中譯的問題時，西方的傳教士醫生還編造了一些新字，而中國人根本未予接受一樣［１］。

　　即使是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也是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例如英國學者NigelWiseman在其編著的收載了1萬多詞條的漢英中醫辭典中只造了屈指可數的幾個新詞，而且是“根據自己的母語直覺，西方讀者應該會覺得這些新造詞在語境里面傳達中醫概念的表達力很高，甚至很可能根本不會想到它們是新造的詞”［5］。象把“脅”譯為ribside，把氣逆的“逆”譯為ounterflow，一眼便能了解字義，不會想到是新造的英文字，但即使是這樣的字詞能否被公認，也還有待于時間的考驗。只有大家都愿意用，才能成為公認的字詞。

　　214具體名詞術語

　　研究和討論最多的是五臟的英譯。按心、肝、脾、肺、腎等漢字直接用對應的英語，容易與西醫概念混淆。為了避免混淆，在討論中提出了許多辦法，如在對應的英語后加注漢語拼音，但也有人持反對意見，認為越加注釋，誤解越多［6］。

　　這個問題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針灸國際標準命名法建議（1991）中得到了解決。十二經的英文名稱中都帶有臟名稱，全都直譯為相應的英語（三焦則譯為tripleenergizer），還把以前幾稿中的大寫字母開頭一律改為小寫。目前這種譯法得到廣泛認可。

　　對于“證”和“辨證論治”這樣的中醫術語，一般認為以前把“證”譯為syndrome無大問題［１］，因為syndrome并非任意一組癥狀和體征，而是代表某種異常狀態。但國內有人對這種譯法不滿意，認為沒有顯示中醫的特點。國外也受到這種意見的影響，將syndrome改為pattern，且已相當流行。后者的問題是pattern（式樣、模式）根本沒有病態或異常的含義，所以在實際運用時有時還得加字。目前這兩種譯法并用。在一篇純中醫的文章中，譯為syndrome好些；在西醫病名下討論有關的各種證時，用pattern比較合適。

　　對于“辨證論治”的譯法，在討論中有不少建議，但都冗長，不像術語，而像解釋，真正應用起來很難得心應手。有人介紹在國外教學中用TCMdifferentiationandtreatment來表達，簡潔實用，容易被接受［7］。目前，有些國內外出版的英文中醫教材就是采用這種譯法的。

　　另一個研究較多的是“中醫學”。對于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的譯法有人表示異議，提倡使用Chinesemedicine或Chinasmedicine［89］。但后兩種譯法無法除外“中國的西醫學”和“中西醫結合醫學”。有人根據國內外近百種中醫和中西醫結合醫學期刊雜志的英文名稱及其題錄或摘要的查閱結果，提出TCM的譯法已達到“約定俗成”的地步。雖然如此，這個問題并未真正解決，尤其在國外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和Chinesemedicine兩個名稱都在應用，如北京中醫藥大學的《中醫教育》期刊名至今仍用“EducationofChineseMedicine”。國內中醫英語教學時使用TCM較多。在國外，以美國為例，NIH的OAM（國家衛生院另種醫學處）的官方出版物稱中醫為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而一些學者編寫的有影響的書籍大多稱中醫為Chinesemedicine，看來這兩種譯法大概會長期共存。

　　對“虛”、“實”的英譯，有人比較現有的譯法后，認為都不能令人滿意。翻譯這兩個詞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因為主語的改變。“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在英語中想要找到這樣一對詞，它們本身是反義的，又須針對兩個相反的主體，確實困難。目前一般沿用多數人的譯法，即deficiency和excess，但用作形容詞時需要考慮其他譯法。

　　22中醫名詞術語英譯以外的翻譯研究

　　221注重語法結構研究

　　近年不論是中醫英譯技巧專著、教材，還是論文，語法結構方面的研究逐漸增多。

　　研究認為中醫英譯的語法結構最好與中文相符。有些中醫術語英譯的混亂確實是因為難以確定其語法結構所致。中醫術語來源于古漢語，言簡意賅，又常常將虛詞省略，以致對其語法可作多種解釋。

　　例如在研究中有幾篇文章都涉及有多種譯法的“活血化瘀”的英譯［7-13］。“活血化瘀”這4個字的語法關系是由兩組動賓短語組成的術語，這兩組短語可以是并列，可以是同義重疊，也可以是動賓狀關系。不同的語法關系必然有不同的含義，明確中醫術語的漢語語法結構，再作翻譯，可以更準確地表達中醫詞匯的原意。

　　222其他譯法的研究

　　近幾年出現的其他譯法的研究，把中醫英譯研究推向了更大的范圍，這是中醫英譯研究的必然結果。這些研究包括“醫古文英譯淺論”［13］、“如何處理中醫翻譯中的文化因素”［14］、“中醫英語的模糊性翻譯”［１5］、“對中醫翻譯準確性問題的探討”［１6］、“從形合和意合看中醫漢英翻譯中的形式對應”［１7］、“醫學翻譯需要‘雅’”［１8］、“論中醫文化內涵對中醫英譯的影響”［19］等。

　　23對國外中醫英譯的研究

　　中醫西譯很早就開始了。早在1682年就出版了AndreasCleyer翻譯的拉丁文版《脈訣》，其后陸續有中醫典籍被譯為法文和德文。20世紀40年代美國加州大學的IlzaVeith翻譯了《素問》的前34篇，由Williams&WilkinsCo．出版（1949）。其后有些歐美人士專門從事中醫研究和翻譯，如NanthanSivin，PaulU．Unschuld，ManfredPorkert等。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出版的中醫名詞術語英譯有不少就是參考了這些譯文的。后來更有發展，例如CriovanniMaciocia編寫了不少英文中醫著作，其中中醫舌診（TongueDiagnoseinChineseMedicine．1987）、中醫學基礎（TheFoundationsofChineseMedicine．1989）、中醫臨床（ThePracticeofChineseMedicine．1994）和中醫婦科學（ObstetricsandGynecologyinChineseMedicine．1998），已成為海外英語國家的重要中醫教材。NigelWiseman于1990年出版了其編著的英漢漢英中醫詞典，1996又出版了修訂版，收載的詞條達1萬余條。對國外學者譯法進行研究，有助于國內中醫英譯的研究。

　　與國外中醫譯者的交流能對中醫英譯的研究發揮積極的作用。陳可冀院士研究了多本英文版國外中醫專著，并在期刊上發表；謝竹藩教授在英文版《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TCMTerminology（中醫術語）”欄目上連續發表中醫英譯文章，吸引了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參加中醫英譯研究。研究者認為中醫是中國的醫學，名詞術語如何解釋，譯文是否符合中醫原意，中國的學者最有發言權。英語是英美人士的母語，英譯是否通順、規范，應多聽聽他們的意見。只有中外學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中醫名詞術語英譯的標準化問題才能較好地解決。

　　3中醫英譯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

　　中醫英譯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原主編歐明教授、北京大學醫學部謝竹藩教授、《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主編陳可冀院士。

　　31歐明教授

　　歐明教授，1948年畢業于嶺南大學醫學院，歷任《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中藥新藥與臨床藥理》主編、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心血管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會長等職。現任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心血管專業委員會顧問、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名譽會長，《中藥新藥與臨床藥理》主編。

　　歐明教授不僅是我國現代中西醫結合醫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在海內外具有影響力的中醫翻譯專家。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他就主編了具有開創意義的漢英中醫辭典，這在中醫藥對外交流和翻譯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又為中醫藥英語翻譯研究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奠定了該學科的發展方向。歐明教授譯著甚豐，主要有《漢英醫學大辭典》、《漢英常用中醫詞匯》、《漢英中醫辭典》、《漢英中醫處方手冊》和《漢英常用中藥手冊》，以及《抗腫瘤中草藥圖譜》、《中醫基礎理論》、《中醫內科學》、《中醫方劑學》、《中藥學》、《針灸學》等專著的英文版。其中《漢英醫學大辭典》獲1994年衛生部翻譯優秀獎，《漢英中醫辭典》獲廣東省科技進步二等獎。除主編、出版多種中英雙語或英文版專著、雜志外，歐明教授還是“世界衛生組織亞太地區芳香及藥用植物情報網絡”、“中國中醫研究院古籍與信息研究所”、《中醫薈萃》（英文版）等組織和雜志的主要撰稿人。2001年，歐明教授獲得中國科學技術期刊編輯學會頒發的優秀編輯銀牛獎。

　　陳可冀院士在1999年7月寫的《歐明教授從醫從教五十周年紀念冊》序中寫到：“歐明教授是國內外著名的中西醫結合醫學家。我認識他是從他早年的《漢英常用中醫詞匯》、《漢英中醫辭典》及《漢英常用中藥手冊》等著作開始的。他的這些具有一定開創意義的著作，實有給人以一種難以從人們心中抹去的記憶的效應。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許多從事中醫藥學及中西醫結合事業的同道們。我相信率先奉獻給大家以這些中醫藥走向世界的工具書的后面，有著內在的很大的負荷或艱難。很難，但卻被克服了，變成不難了；這也許就是我們大家通常口頭上所掛的‘難能可貴’這個詞的含義，這說明了學術水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有敬業的志向和信念。”從此語也可折射出歐明教授中醫英譯和中醫英譯理論研究的成就。32謝竹藩

　　謝竹藩，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教授，主任醫師。194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醫學院。1954～1955年學習中醫、針灸。1969～1970年再度進修中醫學。1987年起任北京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所長，現任名譽所長。從事醫、教、研工作50余年，不僅是國內中西醫結合事業的開拓者，而且一直不斷地向國外傳播中醫理論和中西醫結合原理，交流科研成果。曾任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副會長；多次擔任世界衛生組織（WHO）傳統醫學顧問，并多次被邀請前往美、歐、亞、非許多國家講學和會診。

　　謝竹藩教授編著了《漢英常用中醫藥詞匯》、《漢英中醫藥分類辭典》、《新編漢英中醫藥分類詞典》等。謝竹藩教授還負責主持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批準的“中醫藥名詞術語英譯標準化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在《中西醫結合雜志》開辟“中醫英譯”之初（1992年）就參與了中醫英譯的討論，撰寫了“中醫基本理論名詞術語英譯”一文，并發表在《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上。從1987年起，謝竹藩教授在英文版《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TCMTerminology（中醫術語）”欄目上連續發表“SelectedTermi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andTheirInterpretation（詞義選擇及翻譯）”，共發表16期，一直到2001年。從2002年起，謝竹藩教授在英文版《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OnStandardNomenclature（術語的翻譯標準）”欄目上連續發表“OnStandardNomenclatureofBasicChineseMedicalTerms（中醫基本名詞術語的翻譯標準）”，于2000年發表了“關于中醫名詞術語英譯的討論”，對《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中醫英譯欄目8年來的研究進行了重要回顧。

　　謝竹藩教授的中醫英譯理論的核心是主張中醫藥名詞術語英語標準化。他認為：中西醫學分屬不同的醫學體系，中西醫結合是一種獨特的醫學模式。但由于沒有統一的規范性標準，包括在中西醫結合教材、其他出版物及語言的交流方面，故一直處于比較混亂的狀態。中醫藥名詞術語英譯標準化將改變這一局面，促進中醫、中西醫結合的交流和發展。

　　33陳可冀

　　陳可冀，中國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內科教授，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師，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任《中華心血管病雜志》及《中華老年醫學雜志》副總編輯，《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主編。

　　陳可冀于1954年畢業于福建醫學院。幾十年來，陳可冀不遺余力地弘揚中國傳統醫學，促進中醫藥走向世界。1959年，他與董征教授合作翻譯出版《男子性機能障礙》（俄文版，人民衛生出版社）一書，1994年出版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ClinicalCaseStudies（ForeignLanguagePressandNewWorldPress），1996年出版ImperialMedicaments（ForeignLanguagePress），1996年出版ChinesePatentMedicine（HumanScience&TechnologyPress）。

　　另外，在國內外英文醫學期刊上發表近百篇中醫研究的“英文著述”。

　　陳可冀還十分重視中醫的翻譯理論研究。一方面注意辦好《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中醫英譯欄目，一方面在各種期刊上發表了許多中醫英譯文章，為中醫英語事業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①注意向國內介紹國外中醫研究的中醫英語著作。

　　陳可冀注意瀏覽美國出版的英文中醫學著作包括中醫理論、本草學、方劑學及針灸學等書籍，并將其中優秀之作陸續向國人進行了介紹［20］。

　　在中、英文版《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上，先后發表過他的關于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JamesS．Gordon博士的ManifestoForANewMedicine（《一種新醫學的宣言》）、波士頓醫生TedJ．Kaptchuk的TheWebThatHasNoWeaver（《自成體系的中醫學》）、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行為醫學院研究室醫師大衛艾森伯（DavidEisenberg）等所著之EncounterswithQi（《得氣》）的書評。

　　陳可冀40多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寫了關于世界各地傳統醫學的見聞，如《美國中醫藥界鳥瞰》、《日本和印度傳統醫學研究進展》、《菲律賓中醫藥界一瞥》、《印度傳統醫學見聞》、《長焦短距說英倫》。

　　②參與中醫英譯討論。

　　陳可冀組織并積極參與了《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上的“中醫基本理論名詞術語英譯探索”，他在1992年第7期中文版《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中指出：中醫藥學理論自成體系，和現代醫學有諸多不同，譯者和讀者應有這一基本的共同認識起點。在中醫術語英譯時，能找到與西醫學無矛盾的、可以通用的詞匯，當然可以盡量采用，哪怕大體類似亦可，如血（blood），痰（phlegm）及津液（fluid）等。有些中醫術語西方沒有類似的詞匯，或概念明顯不同的可以意譯或音譯，如活血化瘀（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toremovestasis）、三焦（tripleburner）、膀胱（bladder）、小腸（smallintestine）、大腸（largeintestine）等，可以照譯；但如五臟中的心、肝、脾、肺、腎，同現代醫學相應的臟器名稱定義不同，直譯時第一個字母大寫，隨后采用括弧加上漢語拼音，可能比較好些，如Heart（Xin）、Liver（Gan）、Spleen（Pi）、Lung（Fei）、Kidney（Shen），這比單純寫成heart、liver、spleen、lung及kidney好［18］；美國Ted．J．Kaptchuk所著的ChineseMedicine――TheWebthathasnoWeaver就是這樣處理的。

　　③鼓勵中醫英譯作者進行研究。

　　陳可冀院士還為一些中醫英譯著作作序，如為黃嘉陵教授的《最新漢英中醫詞典》、為李照國的《中醫英語翻譯技巧》和《漢英中醫藥大詞典》、為魏ＮＢ４７１杰（Nigelwiseman）的《英漢漢英中醫詞典》作序，等等。

　　這些推動了中醫英譯研究的向前發展。

　　陳可冀院士的中醫英譯理論的核心是中醫英譯應與國際接軌。

　　他在寫給羅磊的《現代中醫藥學漢英翻譯技巧》序言中說：“中醫藥英譯，既有中醫藥學術內涵和價值的正確反映問題，也有‘入國問禁’適應英語國家的語言習慣和認同問題，國門內外要讓人理解，而又不陷入形而上學的窠臼，實非易事。……

　　在中醫藥學辭條方面，可能則是更多的希望直譯，因為中醫藥術語大多具有歧義性，其標準常具有不確定性，要想準確翻譯，難矣哉。所以不少詞匯如太極的taichi或taiji，功夫的kungfu，以及文化界的二胡的erhu便應運陸續出現了。中醫藥學中常應用成語或諺語詮釋，如釜底抽薪等，其語言及學術上兩相貼切的英譯就比較困難了。這里有不同層次的文化差異問題的處理，更有人文因素；漢譯西化者如艾滋病（AIDS）；英譯漢化者如YinYang（陰陽），需要學術界真正做到‘三思而后行’（Lookbeforeyouleap）。總之，中醫藥是中國國粹，要弘揚，但也不要有狹隘的民族中心思想，應該也要與國際互相接軌才是。［14］”

　　綜上所述，10年來中醫英譯理論的研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期刊參與。

　　中醫英譯者在中醫英譯理論研究代表人物的帶領下，結合中醫藥學的特點，在中醫英譯的多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使中醫英譯逐步規范化，在向世界展示中國醫藥學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我們期盼著中醫英譯研究在中醫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為促進中西醫學交流和發展再創佳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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