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傳播中的農民工形象及其成因

媒介傳播中的農民工形象及其成因

　　摘 要：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媒介技術的日新月異，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升，信息傳播日益便捷，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利益分配的多元化和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社會的一些弱勢群體問題也日益凸顯。本文主要探討在當代的大眾媒介的傳播中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的形象是怎樣被建構的，同時分析在媒介傳播中這種農民工形象構建的原因。

　　關鍵詞：媒介傳播；農民工；形象；成因

　　一、關于“農民工”概念的界定

　　農民工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社會環境的變遷，他們的社會角色也在不斷的發生著變化，在街談巷議的話語體系中，農民工的形象逐漸的從之前的勤勞，淳樸轉變為卑下、粗暴的代名詞，這些轉變有其固有的客觀原因，同時社會主觀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在我們眼里農民工就是那些生活在城市社會底層，從農業人口中分化出來，常年或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靠自己的勞動獲得工資并作為其主要收入來源，但戶籍仍然在農村的社會群體，他們通過季節性、周期性的返鄉進城活躍在城鄉之間[1]。關于農民工的內涵和概念不同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予以剖析和界定。學者王春光分別從農民工的職業、身份、勞動關系和地域四個維度予以了具體的論述。農業部部長韓長斌則是在其《90后農民工》一文中將農民工群體依據社會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分為三代：第一代農民工即是在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農村政策放活走出農村的農民。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是在鄉鎮企業打工，亦工亦農，離土不離鄉。時至今日，這一代農民工早已人過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術專長或管理能力的人成為企業經營者，大部分人已回到農村；第二代農民工大多是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農民，隨著90年代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經濟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這部分人是目前農民工中數量最多的，外出進城打工是這代農民工有別于上代農民工的顯著特點，他們中的一部分留在了城里，另一部分掙了一些錢而選擇回鄉；第三代農民工就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最近幾年新增加的農民工主要是這部分人，他們基本是進城打工，也都念過書很多還是獨生子女，對農村也沒有父輩那樣依戀，估計有4000萬人左右[2]。韓部長不僅對農民工的歷史發展進行了梳理，而且對每一階段的農民工的主要特點也予以了概括，從這些論述中我們也認識到農民工即使進入了城鎮卻始終沒有真真正正的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農民問題也始終是關系到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值得關注和研究。

　　二、媒介傳播過程中農民工形象的失真與扭曲

　　1。媒介傳播中對農民工形象的弱勢化。我國當前還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占絕大多數，目前農民工人口也達到2億多。可是我國社會群體中的這一最大的群體在傳媒資源的占有和利用上卻呈現出明顯的失衡的狀態，當前我國的大眾媒體迅猛發展，報刊、雜志、電視臺和廣播不僅在數量上如雨后春筍般的速增，在影響力方面更是滲透到社會生活的的方方面面，然而在我國現有報刊（9000余種）中有關農業期刊（187種）所占比例還不足0。02%；在現有的電視臺總數量中與農民相關的欄目也僅僅只占到1%。由這些數據統計可見， 在我國人口總數中占據最大比例的農民群體在媒體資源的支配率方面并沒有占到應有的比例，而這樣一種比例的失衡也將必然導致農民工群體在大眾媒介在傳播過程中弱勢的地位。

　　農民工群體在傳媒資源的分配和利用上的“弱勢”地位，也使得其在大眾傳媒的信息傳播過程中只能是只能被動地接受。各種網站和報道中關于農民工們利益處處受損，遭遇拖欠工資，甚至人身安全都沒有保證的新聞和圖片不勝枚舉。在媒體的傳播中農民工似乎總是低人一等的弱者，在為“農民工”貼上這些弱勢群體標簽的過程中，大眾媒體的力量自然是不容忽視的，他們憑借自身的優勢，在市場趨向和價值取向的影響下將媒介的議程引向有利于傳者利益的方向，而這些“弱化”的形象在媒介激烈的競爭中似乎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為能吸引到更多的眼球，為媒介賺取經濟利益而構建。

　　2。媒介傳播中對農民工形象的妖魔化。所謂妖魔化，就是指不顧事實、不加分析的貼上惡的標簽，然后通過輿論對其施加影響，并使其失去辯解的話語權，從而成為任人宰割的對象。“妖魔化”這是一種起源于二戰期間的宣傳策略，在如今的國際環境中這種極端的宣傳策略也常被某些國家的媒體使用，人為的為國際間良好的交流制造隔閡和矛盾。而在國內的媒體傳播中不幸的是，一些媒體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這種妖魔化的策略運用到農民工身上。在媒介傳播過程農民工各種與城市文明相對立的形象例如行為偏激的魯漢，無視法律法規的罪犯以及平庸無能需要社會拯救的底層人士等等充斥報端和網絡。 媒體的這種傳播偏向使得農民工形象越來越多的在社會成員心理形成各種負面形象的刻板印象，并影響其在現實生活中對這一群體的正確認知。按格伯納的培養理論，媒體所提示的“象征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有著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這種影響會在不知不覺中制約人們對現實的認知。媒體關于農民工形象妖魔化的構建不僅會影響城市受眾對弱勢群體的認知，同時也會因此加劇社會的分層和社會成員的和睦相處。

　　3。媒介傳播中對農民工形象的污名化。媒介傳播中對農民工形象的污名化實際上就是，農民工群體在媒介傳播中所遭受的“媒介歧視”。所謂“媒介歧視”，學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關于這一詞條的標準的界定，但對于這個詞條的理解顧名思義也就是指大眾媒介在其傳播過程中不是平等的公正的對待所有的社會成員，對于那些處于社會底層和和邊緣的弱勢群體的報道中存在歧視的成分。媒體對農民工報道中的污名化[3]，即歧視性的現象主要是因為農民工缺少知識和經濟的支撐和制度的保障，很多時候迫于生計，會干出一些有違背法律和道德的事情，再加上城市市民對外來人口尤其是農民工自我對他的恐懼[4]，很容易在農民工暫時生存的城市環境中遭受歧視，同時在媒介的傳播過程中遭受污名化的形象建構。在傳媒的報道中以及由于受媒介環境影響的城市居民的認知中，粗暴、愚昧、不文明等等標簽似乎天然正當地加在農民工的身上。如在新民晚報，2010年1月7日的《艷舞表演脫得僅剩內褲 臺下觀眾清一色農民工》的報道，這樣的新聞報道標題其實在潛意識中就是對農民工的一種歧視，即便它報道的是事實，但是在報道語言上可以盡量的客觀公正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畢竟這樣的這些形象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農民工的形象。這樣的報道會加大城市居民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歧視，也會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

　　三、造成媒介傳播中農民工形象失真和扭曲的原因

　　1。媒體的傳播偏向是導致農民工形象失真和扭曲的主要動因。傳媒應該和黨的基本的方針政策步調一致，發揮好喉舌功能，宣傳好黨的基本思想，同時還必須做好上傳下達的基本紐帶作用。關于農民問題，黨和政府一直將其作為工作重點，高度重視，并自2003年以來，多次發布重要文件來指導相關工作。因此，媒體更應該履行好黨務工作的相關精神并在宣傳報道中落到實處，可是在如今市場經濟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媒體的社會公器和經濟主體的雙重角色已嚴重失衡，追求最佳的經濟效益成為其首要目標，因此作為傳媒主要經濟動力的廣告商的市場價值取向就間接的決定了傳媒的傳播偏向。那些不能為傳媒的衣食父母——廣告商，帶來實際經濟效益的弱勢群體自然也不在傳媒的目標受眾的考慮范圍之內。盡量報道那些能為廣告商帶來經濟效益并具有消費能力的群體注意的新聞因此也導致了傳媒傳播過程中的主要把關原則。在農村地區居民收入有限，消費觀念保守，媒體普及率低等主客觀的原因決定了他們最終將會被媒體忽視的命運。媒體在其傳播過程中為追求最佳的經濟效益既不會有足夠的空間也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去給予這一社會群體以關注與關懷。他們所關注的只會是那些能能吸引具有消費能力的受眾以及深受廣告商喜歡的奇聞趣事。由此可見，媒體對經濟效益的追求和廣告商的依附決定了其信息把關和傳播的取向，而那些無法消費商品無法給媒體帶來經濟效益的農民工群體也將逐漸被遺棄。

　　2。農民工群體本身劣勢是導致農民工形象失真和扭曲的另一原因。首先，在傳播主體方面，農民工在傳媒資源的分配和利用方面處于明顯的劣勢。農民工群體文化程度相對較低不具備傳媒工具的使用操作能力，以及表達其話語和影響的能力。同時，其微薄的收入決定了其低微的社會經濟地位，在如今這樣一個經濟社會時代，他們不僅缺乏媒介擁有的條件和能力，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更是決定著他們傳媒活動參與機會和手段的缺失。其次，在傳播渠道方面，媒體對農民工群體相關信息的傳播仍處于一種單向傳播的狀態。在中國大部分的農村地區仍是 “民俗社會”，社會關系是大多建立在血緣、地緣和人緣紐帶之上，因此社會成員之間的交往還是以面對面的人際傳播方式為主，他們的生活相對城市的市民來說比較單一，對信息的渴望和需求遠遠沒有城市居民那么強烈，即便是進入到城市生活中的農民工，他們也往往只是這個城市最底層的建設者，工地或許就是其生活的全部范圍，務工生存就是其進城的主要目的，也正因為這樣農民工群體就缺乏主動參與的積極性， 這一群體平時接觸各類媒體的時間和機會也并不多，即使偶爾的關注也只是被動的接受信息而不會主動的反饋或是參與其中。最后，作為傳播過程中的接受者，這一群體也存在許多的缺陷。在傳媒接觸方面他們沒有穩定的習慣和預算；他們的居住環境也比較封閉，信息接受能力也有限；這一群體缺乏媒體參與意識，同時也幾乎沒有參與傳播活動的機會。對他們而言，主要是被動地、無條件地接受來自大眾傳媒的信息。此外，在當代中國社會的各領域精英共同掌控的社會話語的背景下，農民群體的話語權也日益被剝奪，受到媒體關注的機會也越來越少。農民逐漸成為了社會議題沉默的多數群體。

　　農民工群體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特有的社會背景和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民工這一群體是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作為黨和政府喉舌、社會公器的大眾傳媒理應將這個龐大的特殊群體納入其傳播活動的視野，在傳播活動中更清醒的認識自身的使命和責任。媒體在傳播過程中要避免各種傾向性的報道，應客觀公正的呈現農民工群體的真實全面的完整形象，對于關于農民工群體的不良現象要深剖其產生的根源，給觀眾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一方面增強社會成員之間彼此的了解，另一方面更要體現對農民工群體生存狀態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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